信息爆炸时代,我们大家常常会被外接干扰,难以集中精力做事。在《深度工作:如何有效使用脑力》一书中,作者卡尔·纽波特就总结了让人进入深度工作5个步骤。卡尔·纽坡特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同时还是一位人气博主,创办了在美国很受欢迎的博客“学习黑客”,致力于为大家总结学习和工作领域的成功方法。
第一,选择你的深度工作哲学。有四种策略:隐居哲学、双峰哲学、节奏哲学、记者哲学。隐居哲学是指跟外界减少联系,专注于个人的研究。双峰哲学是指将个人时间分成两块,一块时间用来深度工作,另一块时间处理其它事务。节奏哲学是指把深度工作和肤浅工作的时间分配,用严格的日程安排固定下来,每天留出固定时间用于深度工作。记者哲学是指在繁忙的事务中,培养自控力,能随时在肤浅工作和深度工作之间切换,见缝插针地利用时间。
第二,把深度工作当做习惯。把深度工作模块安排进你的日程表中坚持下来。建立固定的日常例程,首先你可以找一个只用于深度工作的位置,比如会议室或者安静的图书馆,其次设立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进行深度工作;最后设立一套固定的执行方法,比如关掉手机、用页数、单词数之类的指标衡量你的工作效率。
第三,像企业一样执行:知道做什么和知道如何做是两码事。要想成功进行深度工作,就得把焦点集中在能为你的职业发展带来实质性好处的工作上。比如,建立问责制:对自己的重要目标进行例行问责,养成在下周开始前审核上周计划完成情况的习惯。
第四,排除干扰:不断地进行任务切换削弱了我们保持专注的能力。纽波特的做法是,在深度工作时戴上头戴式耳机,同事会认为你听不见他们,所以你被打扰的门槛会高很多。此外,你还可以屏蔽手机通知;请求半天时间进行远程工作等。纽波特还建议,预先安排好使用互联网的时间,避免在这些时间以外上网。限制在家上网的时间可改善你的集中度训练。
第五,利用休息时间增强深度工作效果:我们每天完全保持专注的时间只有4小时。长时间的高度集中应该用有质量的休息来平衡。休息是人人都要做的事情。但是掌握休息的技能会改变你的人生并且让更有生产效率。
经常购物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在日本购物的时候,大家谈日本的品牌,但是说到中国货,更多说的是产品。比如日本美妆博主在介绍非著名品牌的产品时,一般会说“这是一个日本的小众品牌。”但中国的美妆博主会直接介绍产品,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博主说,这是一个中国的小众品牌。对此,湖畔大学产品学术主任,产品运营专家梁宁在时趣互动举办的营销论坛上,分享了她对产品和品牌的一些观点。
梁宁首先分析了产品与品牌的区别。第一是认同点不一样。你面对产品时考虑的是物质,它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但你面对品牌时,你想到的是这个品牌所代表的能力。比如说我信任海底捞的能力,我相信只要拉朋友在海底捞请客,一定不会难堪。
第二是运营方法不同。做一个产品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运营一个服务,然后帮用户处理问题。但是运营一个品牌的时候,其实是讲一个故事。故事里有丰富的信息,它会留在人内心的一个情感角落。梁宁总结说,做产品是满足需求,做品牌是产生偏爱。比如吃饭,肯定先选品牌,去哪个餐馆吃,进了餐馆以后才会去挑产品,在这个餐馆里面我具体吃什么。
接下来梁宁分析了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产品,但品牌却很少。有两个原因:第一,缺乏品牌的人才储备。梁宁指出,运营品牌和做用户的认知管理,是一个专业的事情,既要花钱,又没有即时反馈,找人也不容易。
第二,没有品牌方面的心理账户。梁宁解释说,大家对钱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去餐馆花60块吃一份酸菜鱼,所有人都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让你花60块买一本书,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太贵了,舍不得。企业花钱买流量、做满减、做补贴、做产品促销,这个心理账户是有的。但是如果为了品牌花钱,怎么都觉得贵。“脱贫”其实是很重要的人生阶段,“心态脱贫”更是很重要的蜕变。
她建议企业在以前根本不敢花钱、不舍得花钱、不会花钱的地方,用钱买专业的服务,提高以前缺失的能力和效率。
近年来,由于中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大多数人都把互联网世界划分为美国和中国两个阵营。这些人也把互联网称为“分裂网”。但在南安普顿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温迪?霍尔看来,这个整体的、不变的互联网至少分为四个阵营。《金融时报》分享了他的看法。
霍尔指出,互联网不单单是一个技术系统,它还具有社交性,是全球半数人口参与的一种大规模、错综复杂的交流。但这些人常被错误地称为用户,其实正相反,他们是这一对话的参与者。互联网影响着社会,社会也影响着互联网。
第一块是原始的互联网,有两个主要技术方面的要求:一是去中心化,无人管理,任何人都能加入;二是通过唯一的互联网协议地址识别。霍尔也把它称为硅谷的“开放互联网”。指的是网络去中心化,任何人都能加入其中,分享自己的观点和创意,它带来的是开放和自由。
第二块是“资产阶级互联网”。由于互联网的身份识别系统导致隐私受到威胁,开放性也让键盘侠和假新闻得以滋生。因此,布鲁塞尔和另外的地方的批评人士要求划分出一个规规矩矩、受监管的“资产阶级互联网”。
第三块是“商业互联网”,尤其受到美国政府和华盛顿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他们盼望寡头企业垄断,硅谷那些创新企业想要颠覆这一现状的愿景。
第四块是中国倡导的“威权互联网”,利用互联网监督和操纵社交互动,以应对安全、社会凝聚力、健康、交通运输或气候变化问题。但产生的后果是网络至关重要的开放性或受到威胁。但霍尔表示,所有的政府都认为威权互联网在某一些程度上是着迷的,它就能够推动社会的独立性和稳定发展。
此外,霍尔还指出,在这四块互联网中还存在一歌“寄生虫”,它指的是无政府主义的黑客与偏执的民粹主义者,利用互联网散布谣言。“它并不关心在哪个网络上发钓鱼帖,只要有个互联网就行。”这是需要防范的。
近期,慢慢的变多的数据泄露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从年初Facebook 8700万名用户数据被不法用于政治目的,到年底万豪喜达屋酒店高达5亿个人数据被窃,这些事件不仅给公司能够带来了严重损失,而且还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对此,2018年,中国将《数据安全法》纳入立法计划。今天的这篇文章,分享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博士许可是怎么样看待数据立法的。
许可首先指出,设立《数据安全法》能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大数据安全法,即将数据全体,尤其是“大数据”作为管理对象,为数据的使用建立一系列标准,实现对数据安全的全方位规定。第二种是“小数据安全法”的定位,即仅将“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紧密关联的重要数据”作为管理对象,聚焦于“重要数据”的风险预防和管理。他认为,中国更适合“小数据安全法”。不仅能降低立法工作难度,有利于与《网络安全法》和未来的《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衔接,而且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可借鉴,有利于国际交流和相互理解。
接下来,许可分析了《数据安全法》的立法宗旨,是遵循“安全第一”,还是“发展第一”?他以中国《网络安全法》为例,其中第1条和第3条分别体现出安全和发展两大价值取向,《数据安全法》同样需要平衡数据安全和数据流通利用两大价值。“数据不仅数字化的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还是科学技术创新的突破点以及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对企业来说,数据是21世纪的石油;对于个人而言,数据是其生活的再现;对政府来说,数据是基础性的战略资源。”因此,《数据安全法》应以“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为立法宗旨,通过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共筑数据安全防线。
最后,许可分析了数据主权是选择“守势”还是“攻势”?所谓“守势”,指的是对数据出境的管控,通过数据出口限制和数据本地化两种方式加以限制。比如俄罗斯,严格要求互联网组织将数据留存于俄罗斯境内。所谓“攻势”,即强调数据的跨境调取。比如,美国规定,无论通信、记录或别的信息是否存储在美国境内,其控制者均有义务向美国提供。
许可认为,中国一方面当然要重视“守”。面对美国和欧盟的数据跨境调取,中国也出台了相关法律禁止向外国提供数据调查协助,不过,该规定仅限于刑事领域,《数据安全法》有必要作出更细致、更全面的规定。另一方面,中国还要重视“攻”。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深入,我们的数据安全也面临着“攻守转型”,《数据安全法》应因势而变,亟待从传统上的“属地管辖”转向“保护管辖”,即以保护中国境内的自然人、企业和国家利益为宗旨,不论数据处理行为在中国之内还是之外,只要侵犯到上述利益,《数据安全法》均予以适用。
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你跟领导在同一件事情上的看法不同。这时候,怎样说才不可能会引起争执,甚至还能改变领导的想法呢?对此,《经理人》网站的一篇文章,介绍了4个与领导沟通的建议。
第一,被否定后不要在当下直接反驳上级。因为,那时的你准备不够周全,只能主观陈述自己的想法,反驳无法帮你达成目的。
第二,拿出成果或实际证据,给上级重新决策的机会。当你提出了方案A,上级却让你执行方案B的时候,文章建议,这时不用急着说服他,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两个方案都做。两个方案的完成程度要基本一致,你可以在自己想做的方案中增加一点分析。在向上级汇报时,可以跟他说明,他想要的方案,你已经做好了,你也多做了别的分析,发现方案A的可行性更高、效益更好。用实际的对比,给上级一个重新决策的机会。
第三,被批评的时候,能采用“先同意,先承受压力”的策略。有时,上级会搞错一些数据或事实,错怪你,这时候也不需要反驳,而是先同意他的说法,然后找好数据和证据,确认事实。这样做,就是先去处理问题,然后让时间与证据澄清自己。
第四,若无法让上级改变看法,之后出现了决策错误,下属很容易产生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态,但这无助于工作。帕蒂·麦考德是流媒体巨头奈飞的前首席人才官,她就有过类似经验,甚至还把奈飞创始人的道歉邮件打印出来放在钱包里,不过,她也开始自省:为什么我没能更有效地阐释自己。文章建议,这时你不应沾沾自喜,而应该思考,以后怎么样才可以拿出完整的论述、提前说服上级。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