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媒体大数据的前沿研究方法与实践，计算传播学研完可以将计算内容分析（computational content analysis）方法引入法律研究，从而将当前法律大数据研究的对象从法律及法律文书拓展至与法律议题有关的媒体内容。以《人民法院报》2010年至2022年共27505篇法院工作的宣传报道为例，通过运用词典方法及主题模型方法，可以探究法院在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企业利益与劳动者利益、刚性执行与柔性执行、修复感情与协助离婚、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这几组司法价值取向间的偏向及其历史变化。计算科学方兴未艾，官方及民众通过各类媒体渠道对法律问题的大量讨论尚待发掘，因此，计算传播学与法律研究的碰撞将会开拓出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

　　内容提要：生成式AI是当前科技领域的热点，因而有必要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前景、可能问题，和技术与监管的双重对策。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辅助生成法律文本，还能提高法律科技的整体水平，但也存在专业性不足、可靠性有限的问题，并可能带来新的风险。为此，需要从技术和法律两个进路共同推进。在技术应对层面，（1）能够最终靠预训练、微调、知识库等方法提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业性与准确性；（2）通过中心化的数据治理机制维护法律基础数据，运用技术方法控制和审核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在法律监管方面，我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事前监督管理体系，但也应考虑法律科技的行业特点，适当优化监管方式；在事后监管上，可对法律生成式人工智能造成的间接侵权，采用类似避风港原则的规制模式。

　　内容提要：基于6600万份裁判文书数据，系统运用统计学方法，能够对2016年至2019年的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情况做完整、精确地测算。整体看来，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推动裁判文书上网以来，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综合公开率从2016年的约60%提升至2019年的约80%，这体现了较高的司法公开水平，对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公民监督水平大有裨益。当然，裁判文书公开中的地域性差异依然存在，其公开程度、公开质量均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内容提要：对陪审团制与司法信任的关系，可运用较大范围的国际比较数据来进行分析，这些数据可以涵盖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采用陪审团制的国家和地区，其司法公信力明显高于未采用陪审团制的国家和地区，其刑事审判的效率和效果（包括民众的满意程度）也显著更高。这些分析在使用回归方法排除了法系、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各地司法制度的其他特征等因素后仍然成立。这一发现的理论意义在于：以往的研究认为陪审团制是一项成功的政治制度，但对其作为审判制度在具体案件中的效果，则存在争议。本文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以往理论之外的视角：如果以人民的信任感和满意程度为衡量标准，从各地的情况去看，陪审团制是一个综合了政治和审判功能的成功的司法制度。本文也就我国的情况探讨大合议庭陪审制适用的优势和问题。

　　内容提要：观察我国2014年至2019年的25万余份涉老诉讼裁判文书可知：不同“身份”的老年人的诉讼参与情况不同，不一样的地区老年人“急难愁盼”的问题也不相同。“社会—家庭”的二元框架可以解释老年人诉讼参与的影响因素。在社会层面，当地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抑制老年人总体上的诉讼参与。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激发老年人作为独立个体的诉讼参与。在家庭层面，老年人的存款数额越多、得到的子女关爱越多，潜在的诉讼参与明显越少。基于实证结果，保障老年人权益须充分的发挥地方立法的优势。制度完善应侧重老年人的社会成员身份；确立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激活社会资源以提高老年人的医疗和社保水平；建立引导和监督机制以敦促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同时，还可配套行为经济学的策略以助推老有所养。

　　作者：张媛媛、张珺（清华大学法学院，美国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

　　内容提要：我国环保法庭的设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以非线年间逐步扩散至全国。法院为什么选择主动设立环保法庭？司法系统的组织扩散是怎样发生的？通过考察中国293个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2021年逐步设立环保法庭的过程，结合政策扩散理论与制度同构理论，利用事件史模型分析司法系统内组织扩散的动因，不难发现：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倡导对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有显著积极影响；中级人民法院受到省内其他同级法院设立行为的显著积极影响，存在“群体效应”；当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引起公众关注时，地方法院更有动力设立环保法庭。在未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司法系统组织改革时，需要厘清上下级法院改革思路。既要强化司法组织改革之导向性，也须拓展下级法院的创新空间，以提高地方法院组织创新的积极性。

　　内容提要：中国法官运用经济分析说理的数量已经初具规模。法官主要运用的领域是一般条款具体化和法律漏洞的填补，主要运用的分析思维是成本效益分析和公共福利经济分析，常用经济分析术语是机会成本、风险分配、理性选择、代理成本和逆向选择等。法官运用经济分析进行说理能够增强对法教义学模糊问题的论证和分析新型法律关系。但法官运用经济分析说理的程度要受到制度、理论和能力的多重约束，需要面对社会需求优化知识供给，实现理论界和实务界更好地合作。这样，经济分析才能在法教义学基础上加以迭代，形成新型的司法裁判知识体系。

　　内容提要：市场化程度对腐败类型有显著影响，市场经济的崛起加强了官员与企业、个人之间的互动，为受贿、行贿等行为提供了更多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腐败类型经历了从自体型腐败向交易型腐败的结构性转变，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也呈现从“严打”到“严而不厉”的政策变化。本文对中国1995—2022年行贿犯罪的227份刑事一审裁判文书进行编码，并建立典型案例库，结合访谈资料，从行贿犯罪的主体、对象、量刑等方面构建了近30年中国行贿犯罪的基本情况和整体性特征。同时，结合俘获理论进一步探讨了行贿犯罪在不同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阶段，呈现显著的差异性特征。研究认为，1995—2003年，由于法治体系尚未完善，执法也相对不严苛，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滋生了行贿犯罪。2004—2012年，中国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更多商机，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和压力，促使官员和企业更积极地采取行贿手段来保持他们的地位和利益。2013—2022年，党和国家开展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通过完善反腐败规范体系建设加大腐败治理力度，减少了行贿的机会。

　　内容提要：《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开设赌场罪的法定升格刑起点提升至5年有期徒刑，在网络开设赌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下，应对其罪量标准做实证检验与系统修正。通过考察开设赌场罪的历史沿革，可知其法定刑的变迁依据在于法益侵害之程度及类型。实证分析表明，实施方式与开设赌场罪量刑具有非常明显相关性，网络开设赌场相较于传统开设赌场量刑更为轻缓，司法适用面临考量要素单一、综合衡量标准模糊、证据数量差异显著的困境。基于预防必要性和证据查证难度的双重考量，应创制罪量标准的二元区分模式。网络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认定应采取“参赌人数+赌资或获利数额”的综合认定标准，以轻重罪适用比例节点的涉案数额确定数额标准，入罪门槛则可与传统开设赌场罪保持一致，采取单一制标准并依据GDP发展状况更新其数额标准，由此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内容提要：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将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纳入诉讼范围，强化了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借鉴公共政策评估有关技术与方法，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对收集到的999份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评估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落实状况并剖析原因。研究之后发现，实践层面的附带审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得到了有效落地，人民权益得以维护。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我们来关注的现象，如基层法院相较于更高层级的法院更容易支持原告的附带审查诉求，但其审查对象往往是更高层级的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此外，当前的审查标准体系在实践中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处于空置地位，有待于后续细化与改进。继续推进附带审查，需要搭建良性的法院互动体系、削弱审查的文件级别偏好和构建学理性与实践性并重的审查标准。

　　作者：张永健（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法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回顾历史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社科法学研究主要采取的是参与观察、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而自2013年始，社科法学发生了明显的“科学转向”。随着裁判文书上网及各种统计数据的出现，从事法律实证研究的学者们纷纷迷信各种统计数据和数字。而单纯依赖数据做研究的诸多问题往往被忽略。其一，统计数据公开并不完全；其二，依靠数据无法获知法律事实全貌和事件情境；其三，过度依赖数据会导致学术研究越来越依赖国家权力和资源，丧失独立性。因此，要破除对“数字”的迷信，一方面能够在研究方法上寻求突破，充分的利用科技带来的新的研究方式和信息源自，线上视频和网络民族志是很好的方法；另一方面要讲好故事，处理好理论和描述的关系，做能够打动人心的研究。

　　内容提要：在“法学为体，社科为用”的观念下，法律的实证研究旨在为法教义学发挥“事实发现”的工具性作用，在不被重视的情况下，实证研究存在理论薄弱和技术缺陷的问题。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一体同源，最初由法律经验研究统摄，经“实证转向”后得以发展繁荣。实证研究有着事实发现的作用，为更好地发挥工具价值，首先应解决数据和研究技术的问题。在理论意义方面，法律实证研究被批评有着理论上幼稚等局限。实际上，法律的实证研究能够洞察社会事实，方法论上能从个别推导到一般、能够检验理论命题并进行理论发现。重构定性与定量的关系，需要二者的合作，实证研究应关注经验研究的问题意识。

　　关键词：法学研究方法；法学实证研究；法律定量研究；定性比较研究；假设检验思想

　　内容提要：法律组织社会学是法学与组织社会学的交叉学科。通过；CiteSpace软件对法律组织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中国法律组织社会学在1997—2023年经历了酝酿阶段、发展阶段和兴盛阶段的演进过程。通过一系列分析法律组织社会学核心作者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法律组织社会学有四条渐进路线：从法社会学向法律组织社会学渐进；从法经济学向法律组织社会学渐进；从法律管理学向法律组织社会学渐进；从诉讼法学向法律组织社会学渐进。法律组织社会学的主题可分为理论类主题和实践类主题。理论类主题主要以制度理论为主，以组织理论为辅。实践类主题包括司法研究、立法研究、执法研究、政法研究、社会治理、数字法治等，司法研究领域是法律组织社会学成果最多的领域。中国学者所使用的法律组织社会学理论包括：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制度逻辑与制度矛盾；组织架构；组织趋同化；组织激励；信息、决策与组织控制；等等。目前，法律组织社会学在中国已然浮现勃兴的曙光。在未来，法律组织社会学很可能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可能被建构成一种新的学术流派。

　　内容提要：2020年以来，法律的社会科学有着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和长足的进展。在研究内容上，传统议题与新兴领域不断开拓与深入，学科范式的反思与争辩逐渐形塑学科构造；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基于经验叙事不断续造理论认识；定量研究以新兴测量工具一直更新理论产出。整体上，以中国经验和材料为田野的本土的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步形成体系性的范式与架构。本文以“法律人类学在中国”为主题的学科年会（2023）暨第二期司法论文工作坊为主线，从法律的社会科学经验研究、部门法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发展与反思三个部分，系统梳理近年来法律的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及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以期呈现最新研究动态和学科进展。

　　《法律和社会科学》创刊于2006年，系致力于推动中国法学知识转型的法学集刊，主要发表跨学科法律经验研究的文章。刊物倚重资深学者、着力推出新人，由此，期望建设成为国内外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自2014年起，每年出1卷2辑，《法律和社会科学》现为CSSCI、AMI集刊。

　　本文声明 本文章仅限学习交流使用，如遇侵权，我们会及时删除。本文章不代表北律信息网（北宝）和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或对相关法规/案件/事件等的解读。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网红“迅猛龙”正式入读复旦，班级合照登热搜第一，直言“不想跟同学社交，占用休息时间”